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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现代桥梁之父，造桥炸桥皆因爱国！******

2023年1月9日

是我国著名桥梁专家、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

127周年诞辰

他主持建造了第一座

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近代化公路两用桥

他是共和国的脊梁，最美奋斗者！

他，是学院的优等生

茅以升189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

小时候的他家境贫寒

总是被同辈讥讽

但他并不在乎他人的看法

自立自强！

1912年初

茅以升进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预科

成绩名列前茅

1916年，他远赴大洋彼岸求学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用一年时间便取得了硕士学位

之后

他又赴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攻读博士

毕业时

他的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应力》

被认为达到了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

他的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

他，是战时的科学家

外国桥梁专家曾说

“中国人无法在钱塘江上建桥”

茅以升听到此话时，愤慨不已

发誓一定要打破这种谬论！

1934年至1937年

时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的茅以升

在条件非常复杂的钱塘江上

主持设计并修建了全长1453米的

公路两用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大桥于1937年9月26日通车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施工建造的

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

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大桥宏伟，无奈战争无情

1937年11月

为不使大桥为敌所用

军事当局要求爆破大桥

12月23日傍晚，钱塘江大桥被迫炸毁！

茅以升含泪发誓

“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为阻止日军修复大桥以为之所用

茅以升亲自带走建桥的14箱资料

随后多年，他万里逃难

只为不让资料落入日军手中

终于1953年5月

钱塘江大桥铁路、公路重建并恢复通车

正是茅以升不懈的努力

捍卫了共和国的基业！

他，是最美的奋斗者

新中国成立后

1955年至1957年

茅以升受命主持修建了

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

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桥”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

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

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等书

为我国桥梁工程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

晚年，茅以升说：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

我已走过十之七八

回首前尘，历历在目

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

幸赖桥梁以渡

桥何名欤？曰奋斗！”

2019年9月25日

茅以升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一生奉献，不负其名！

整理：焦子原

综合：人民日报、九三学社微信公众号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