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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

　　张艺谋享受《满江红》、程耳《无名》调教王一博、郭帆说《流浪地球2》主题是陪伴、《熊出没》这部讲妈带娃

　　七种风格成就最多元电影春节档

　　2023年春节档应该是近年来类型最多元化的一次，七部上映影片类型不同、各具胜场。新京报记者采访春节档影片众位主创，请他们讲述影片的精彩创作幕后。喜剧悬疑片《满江红》以大历史为背景，故事切口却极小，张艺谋继《狙击手》后第二次闯进春节档，他这次在悬疑片类型中增添喜剧元素，完成了一次经典的封闭空间叙事；郭帆执导的国产科幻巨制《流浪地球2》，四年磨一剑，再次代表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最高水平；程耳执导的悬疑谍战片《无名》，依然以上海为背景，通过导演独特的个人风格，将作者性与商业性做到了完美融合；邓超、俞白眉执导的体育题材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1995年天津世锦赛的真实故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乒乓绝地反击的热血励志故事；苏伦执导的奇幻爱情喜剧《交换人生》，十分契合春节档的热闹气氛，喜剧色彩浓厚，让观众沉浸在雷佳音和张小斐的“鞍山爱情故事”中；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之后，导演田晓鹏筹制七年，开创粒子水墨技术，为观众带来了动画电影《深海》；春节档“钉子户”《熊出没》系列电影，今年继续推出《熊出没·伴我“熊芯”》，回归亲情主题，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

　　《满江红》

　　张艺谋在拍摄现场常乐不可支

　　电影《满江红》讲述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金国使者死在南宋宰相秦桧(雷佳音饰)驻地，所携密信也不翼而飞，一个南宋效用兵张大(沈腾饰)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易烊千玺饰)，机缘巧合被裹挟进巨大阴谋之中，他们能否一步步揭开谜底，寻找凶手和真相？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这次为观众提供了极为奇妙的观影体验，讲述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一座宅院里，场景有限，创造力却无限。整部影片以一起凶杀案为起点，以重重阴谋为底色，剧情跌宕起伏，层层反转，当观众绷紧了神经，又会被密集的笑点拨动。如同海报上所言：“悬疑管够、笑到最后”。

　　这是沈腾和易烊千玺首次与张艺谋合作，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次“梦想成真”的机会，沈腾说，以前对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停留在“听说”，几乎所有电影从业者对能与张艺谋合作都有非常强的盼望：“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张艺谋导演给我非常大的创作空间，这次《满江红》剧本非常结实，在剧本基础上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自己希望的表演。但无论怎么做，我们都不会脱离人物。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线’始终在导演手上。”此次在戏中扮演副统领的易烊千玺，回忆《满江红》整体拍摄感受，“一切都非常有效率，有很厉害的导演。我们是一个非常轻松欢快的剧组，对我来说是很珍贵、很难得的一次经历。”张艺谋笑着形容片场的气氛：“拍戏时，这个剧组的演员们都互相给点子，给对方支招，大家是诚心诚意的，共同进步的。当然他们都不知道我在监视器那头听，每次我听他们聊，我就哈哈大笑，乐不可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聪明、睿智。”

　　《满江红》的合作，让张艺谋欣喜，他说自己同样在这次合作中受益匪浅：“我年轻时候当导演，总是非常严肃专注，不苟言笑，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做法不一定合适，什么是电影的第一生产力？(现在)我觉得是演员，因为他演人物，人物最大，任何喜剧、长片、短片、短视频等，只要是故事片，人物就是第一。这次我拥有了一班非常好的演员，彼此的轻松和快乐让我领会到很多东西，享受片场，受益匪浅。”

　　《无名》

　　导演程耳建议王一博学会独处

　　程耳并不是一个多产的导演，距离他上一部作品《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已经过去了6年多时间。他执导的《无名》故事背景仍聚焦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讲述了波谲云诡的隐蔽战线里，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

　　程耳的电影有着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不会去刻意讨好观众，他更在乎的是符合电影的表达和审美。对于影迷来说，程耳的电影很有“腔调”，人物说着上海方言、利用影像空间营造氛围、非线性叙事结构，这些都成为程耳电影中的重要标签。除了作者风格浓烈之外，《无名》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梁朝伟、王一博、周迅等演员充分满足了商业影片的要素。导演程耳选演员的方式很简单，通常就是约人，见见面、聊聊天，包括跟王一博谈话的时候，也并没有说要干什么。程耳为了让王一博能更快地进入角色中，在他进组后很长时间，没有安排任何通告。王一博被要求一个人待在酒店房间，不能玩游戏、看手机，更不能离开剧组拍广告，甚至和朋友家人也不能天天联系。直到一周后，程耳才花大量时间跟他讲剧本中的人物。直到杀青，程耳仍常常建议他学会独处，与生活的喧嚣保持一点距离。对程耳来说，选王一博并非为了流量，最重要的是适合，他表示两人合作很愉快，“甚至比愉快再好一点点，王一博的表现，将来一定会让观众都非常惊讶”。

　　《流浪地球2》

　　最想传达的主题是“陪伴”

　　从2019年《流浪地球》上映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年，尽管是续集，但《流浪地球2》却是围绕着《流浪地球》的前传展开，那时“流浪”的行程还未起航，危机刚刚降临。人类在怀疑、冲突与分歧之中的命运一次次被改写，更加严峻的危机与冲突逐步展现。

　　导演郭帆透露《流浪地球2》在故事层面上会有更多的科幻立意，由中科院多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顾问团帮助完善了十几万字的世界观设定；而在视效等制作层面上增加多样性，有着丰富多样的造型、场景设计，用细节增加世界丰富度。制作层面则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在电影正式开拍前两个月，制作团队就用虚拟拍摄的方式拍完了整部影片，把剧本变成了一部完整的、可视化的动画，都是按照正常的拍摄方式取景、架好机位，由工作人员先模拟演员完成走位，进行动态捕捉，等正式拍摄前，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都需要看这个版本，这样现场拍摄效率就非常高，也更准确。在阵容上，郭帆笑言自己是位很幸运的导演，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完美阵容，在片场每个演员的敬业程度和专业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观众能欣赏到最精彩的表演充满信心：“不仅是吴京、刘德华，更有幸请到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雪健老师的加盟，每一个细节该怎么表现，每一个眼神该如何做到极致，几位演员对表演精准度的把握，准确得令人吃惊。”

　　除了技术层面，让观众更为关切的是这部新作的主题究竟是什么？郭帆究竟想用新作的这个故事给观众传达什么？郭帆告诉新京报记者四个字——多些陪伴：“这是我电影中最想表达的，电影里的演员都有一句台词是‘我在，我一直都在’。这个陪伴是什么？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低沉、迷茫、不确定、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若是《流浪地球》里的大灾难真正发生了，那你能干什么？作为一个个体，我认为大家最能做的就是回到最亲近你的人身边，彼此有抚慰，他们也会给你带来勇气。这就是陪伴的力量，也是电影的核心，在电影中我们能感受到人类的坚毅和勇气，在当下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面对顺境逆境，拥抱人生，细水长流。”

　　《深海》

　　尝试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

　　做完《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年)之后，导演田晓鹏想做一个反英雄的故事，一个更平民化，更接近生活的角色。于是，就有了《深海》，一位现代少女(参宿)误入梦幻的深海世界，却因此邂逅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

　　这一次，田晓鹏想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但中国传统水墨是写意的，而三维又是写实的，将两者相结合，天然就有矛盾，可想而知，这种技术在制作上的难度。为此，《深海》动画团队开创粒子水墨技术，在前期光是让一张概念图动起来就耗时两年时间，每帧画面粒子数量达数十亿，单帧渲染时间需要1个小时，要一直等待电脑计算。其实，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片头也有一小段将中国传统水墨和三维相结合的雏形，但影片100多分钟全做成这种风格，前所未有。“一旦坚定了这种风格，你会知道后面的难度有多大”，总制片人易巧在采访中表示，选择了这样的呈现方式，就一定要慢。

　　为了还原片中海獭角色的表演，团队员工常常亲自上阵“卖艺”录制表演参考。在创新的极致追求背后，《深海》团队面临着因为无从参考只能“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的苦熬，在艰巨的探索之路中，中国动画人的“坚韧与乐观”可见一斑。

　　《熊出没·伴我“熊芯”》

　　带娃妈妈能找到共鸣

　　《熊出没·伴我“熊芯”》是第6部在春节档上映的《熊出没》系列大电影，导演林永长在采访中表示，《熊出没》系列一直在尝试探索和挖掘主角们背后的故事，在《熊出没·变形记》(2018年)中，主创挖掘了光头强和父亲的关系，让观众认识了光头强的父亲。《熊出没·原始时代》(2019年)通过熊大表现了勇气主题。今年的《熊出没·伴我“熊芯”》，主创继续挖掘角色背后的故事，为观众解开之前留下的疑惑，包括熊妈为什么会离开熊大熊二，她到底去了哪里，她的离开给熊大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这部电影需要去解决的。

　　“今年的主题也是比较现实主义题材一些，整个画面包括内容都会更加倾向于亲情化的表达”，林永长说，影片借用了人工智能的形式做了一个包装，用科幻的想象呼吁现实的陪伴。片中，熊妈照顾小时候的熊大和熊二的段落特别打动人，充满着温情与搞笑。其实最开始，导演林永长也不知道从哪里去找这种创作题材，后来他从身边的同事身上找灵感素材，包括新手妈妈如何给孩子喂饭，怎么照顾他们，这些过程都是主创团队和做过妈妈的同事一起探讨出来的，相信很多妈妈观众看到带娃的这一段都能找到共鸣。

　　《交换人生》

　　雷佳音张小斐的“鞍山爱情”

　　电影《交换人生》是一部带有奇幻色彩的合家欢喜剧，讲述了仲达(雷佳音饰)和金好(张小斐饰)相亲后，意外和暗恋张小斐的少年陆小谷(张宥浩饰)交换身体，还误打误撞交换了家人，并由此展开了一段有笑有泪的奇“换”之旅。

　　这是雷佳音继2018年的《超时空同居》之后与苏伦导演的第二次合作，片中的男主角仲达就是苏伦照着雷佳音写的。为了在表演上演绎出少年感的一面，同时又不装嫩不矫情，雷佳音经常跟导演沟通，他尝试在内心找到曾经年轻时候的感觉，尽量多的去找小时候的一些行为举动。这也是张小斐继2021年春节档口碑佳作《你好，李焕英》后，再度回归春节档。苏伦导演印象特别深的是和张小斐见面那天，当时导演还在写《交换人生》的剧本，写女主角金好这个人物的时候卡住了。但当她见到张小斐，跟她聊了一个下午之后，故事中这个人物瞬间立体丰富起来，“我觉得这个女孩太美好了，她就是我心目中的金好”。雷佳音和张小斐都是鞍山人，两人经常开玩笑说，这次是演了个“鞍山爱情故事”。

　　《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确保每一颗球都真实、有劲

　　由邓超、俞白眉导演，邓超、孙俪、许魏洲、段博文等主演的体育题材新片《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后简称《中国乒乓》)将于大年初三上映。影片以国乒历史为灵感，讲述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陷入低谷时期的中国男乒如何笃定地从“最泥泞的”岁月里“冲向光明”，最终在天津世乒赛上，苦战五局从宿敌瑞典男队手中夺回久违的男团冠军。

　　《中国乒乓》的整个制作期差不多有五年，所有演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训练，从体能、技术到内心素质，都要尽可能贴近角色。喜爱运动并酷爱乒乓球的俞白眉表示，电影里有大量的竞技镜头，“我曾经看到其他国家一些体育电影，里面大量用人的半身，我说‘这个绝不行’，中国人对乒乓球的理解，是绝对禁止只看运动员的挥拍动作，我们必须来真的，必须要苦练，做有针对性的苦练，在其中也找到了很多拍摄体育电影的方法，确保每一颗球真实、有劲，非常感谢所有来参演的演员以及戏外给予辅导的运动员，他们愿意为这部电影真正好好拍摄，并且做了那么久的练习，扛了过去，让我们保证能把精彩的镜头全部拍下来。”

　　邓超、俞白眉做了非常多的尝试，想尽办法用不同的设备、摄影方式来拍乒乓球。“以往国外的体育电影，例如《绝杀慕尼黑》、《摔跤吧！爸爸》，这些运动讲求的是冲撞，但乒乓球隔着网打，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身体接触，飞一样的球速成为所有围观者都紧张在乎的东西，我们希望观众能够从电影中感受到乒乓球是一项比较过瘾的运动，因为打球，球飞的速度特别快，我们发明了一个方式，将摄影机装在气泵上，就像子弹一样打了出去。比如说段博文拍摄的抽球镜头，我也要确保摄影机的速度完全能跟得上他。除此之外，还要体现球的力量，我们选取了过往录像中最精彩、最刺激的几场球，因为这些一定会让观众为比赛捏一把汗，高度还原历史上最让人为之振奋的竞技瞬间。”在邓超、俞白眉看来，《中国乒乓》确实不是一个讲人怎么成功的电影，而是一个讲人在下一个成功到来之前，怎么面对失败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正是所有为梦想奋斗的人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采写/新京报记者 滕朝 周慧晓婉

李渔“无声戏”的稗史意义******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号天徒，在他后半生卖文糊口的生涯之始，改名渔，号笠翁，是清初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李渔自己说：“予生也贱，又罹奇穷。”作为明清时期的一位戏剧和小说大家，他以戏曲小说为平生志业，声称：“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官为末技。”他是一位古代历史上少有的，不求科举荣身，专以卖文糊口的职业作家。写出了戏曲理论名著《闲情偶寄》、戏曲《笠翁十种曲》，还创作了《十二楼》《无声戏》等风靡一时的拟话本集。

　　杜浚称他的《无声戏》“为从来小说之冠”；孙楷第说：“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绝无重复相似的毛病；这是他人赶不上的……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是没有第二人了。”在小说史上，李渔是和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的拟话本大家，而他在戏曲理论和创作上的贡献又远远高出二者。李渔拟话本能够自成一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和他“无声戏”的小说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李渔的“无声戏”之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将小说视为无声的戏曲。他把自己的拟话本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十二楼》的《拂云楼》中要读者“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就是直观的体现；另一方面，认为“稗官为传奇蓝本”。《笠翁十种曲》中的《比目鱼》《奈何天》《凤求凰》《巧团圆》四种都是改编自他的《无声戏》和《十二楼》。李渔重视戏曲和小说文体内在的一致性，在近四百年前就提出了小说是“无声戏”这样一种跨文体的观念，在稗史上可称独树一帜。在今天，小说与影视剧孪生同产的现象更趋常态化，李笠翁的小说文体理论和利弊得失，更具借鉴意义。

　　从小说史的大脉络来讲，李渔的“无声戏”说，具有三重的价值和意义：即小说编创方式的探索、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游戏的态度释放小说的活力。

　　一、“无声戏”是李渔首创的拟话本编创方式。他的小说依傍戏曲程式化的角色、情节和场景，小变其形，追求情节翻新、立意奇巧的效果。从宋元时代开始，各种话本、拟话本集大都是取材故事类书，编辑成分要远大于创作。罗烨《醉翁谈录》记载的南宋“话目”(故事名称)有100多个。那时说书人的职业素养是“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熟知洪迈的《夷坚志》、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等故事类书。孙楷第《小说旁证》、谭正璧的《三言二拍资料》，梳理出“三言”“二拍”共198篇小说的入话与正文故事的出处，可见冯梦龙、凌濛初等拟话本作者，多是以当时人编纂的类书与文言小说为框架改写小说。在没有本事依傍的情况下，小说家通常难以结撰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因而，“三言”“二拍”之后，《型世言》《石点头》一类拟话本的题材来源更加杂凑。清代拟话本集再也没有数十成百之巨的篇数，最大的原因在前出的话本小说和题材资源已被冯梦龙、凌濛初等奄取殆尽。如凌濛初在“二拍”序中声称，因“三言”将话本搜罗一空，他的“二拍”只能将前人所弃的“竹头木屑”缀合成篇。

　　李渔的《无声戏》和《十二楼》绝大部分出自独创。对戏曲程式、套路的逆向借鉴是李渔小说意取尖新的关键所在。李渔曾说过：“若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时耳目，为我一新。”李渔创作尤重脱套、“脱窠臼”。窠臼者，套路、模式也。它们的情节结构、人物命运走向有固定路数。“脱窠臼”就是反向的构建方式。李渔是个技巧主义者，他的翻新创造，乃是“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所以他声言：“束缚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谱是也；私厚词人，而使有才得以独展者，亦曲谱是也。”曲谱之外，戏曲旧有的程式、排场，都是李渔创作拟话本的灵感来源。他只需要“小变其形”地移用过来，就解决了小说的取材问题。其小说的故事核心，往往是对旧有模式的逆向思维。如将才子佳人故事套用到同性恋故事上的《男孟母教子三迁》，才子追求佳人变成的《众美齐心夺才子》；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变成奇丑奇臭的阙里侯与佳人团圆到老。没有窠臼、程式就没有笠翁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小说。因有成法和阶梯可循，才能稍更衣饰，就别出风神，大受欢迎。笠翁的小说和传奇构思方法出自同一机枢。小说之称为无声戏，正是小说对戏剧艺术技巧的依循借鉴，是在对戏曲程式中的依傍中的求新。

　　“无声戏”这种小说观念，以戏曲格套做翻案文章的构思方式，使李渔摆脱了稗史小说必然写实的旧观念拘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事无所本”、“凭空结撰”，虚则虚到底的虚构观念。这是小说史上的一大进步。

　　二、以小说为“无声戏”，是对文学性虚构的肯定。以戏论文，本质上是把小说视为虚构的游戏。虚构这个概念，在小说史上相当难产。唐代之前的小说基本上被纪实观念所左右。如鲁迅指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就是进行自觉艺术虚构。但是，唐传奇作者们在“征奇话异”之余，往往在篇末把故事的讲述者、时间、地点、听众一一交代清楚，以示故事的真实性。如元稹的《莺莺传》：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张生与莺莺故事)。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情景设置，还是出于取信于读者的“实录”观念的影响。直到明代，虚构才被文人们逐渐接受。如谢肇淛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在探讨戏曲创作之时，“贵幻”、“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袁于令)的见解更为常见。所以，李笠翁的“无声戏”观念的本质就是将小说创作向戏曲靠拢，使小说获得了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自由。这在小说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小说从自古以来的“实录”、“稗史”的写实观念中解脱出来，给了文学性的虚构以合理性。

　　李渔并非没有看到小说与戏曲间的区别。他指出“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似同而实别”。小说要“悦目”，戏曲要“便口”。李渔的“无声戏”小说观，是对话本小说表演和讲述情景的某种回归。话本本是口头文学，是用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打动听众。早期说书人的伎艺主要是模仿人物口吻，像《快嘴李翠莲》《西山一窟鬼》，都含有类似戏剧性的表演因素，说书人一张嘴“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坐间星拱”。话本叙事结构简洁单纯，“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其精髓是一事统摄始终的简单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快节奏的情节，以人物口角动作表演其身份、性格等，本身就含很鲜明的戏剧性。这种舞台性特点在冯梦龙的“三言”中得到了改造。他强调“文心与俚耳相协”。俚耳是口头文学的听众，文心则是雅文化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字。如《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经典作品，情节进展缓和细致，在探询人物内心隐微和细节上平铺细描，这种“深度”的、平淡化的小说，开始指向了私人化、内向性的阅读。但在“三言”之后，来自民间的机智幽默和喜剧精神，在文人小说中变成了嫉愤的牢骚和嘲骂。后者的故事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独立性，有沦为议论注脚之虞，戏剧性的场景更是几乎绝迹，拟话本艺术日趋没落。

　　李渔将戏曲“贵幻”的艺术追求，运用在拟话本创作中。所谓“非奇不传”，他的小说在情节上的陡转巧合，是戏场关目中的出奇变相。如《谭楚玉戏里谈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男女主人公在戏台上表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借戏文抒发生离死别之情，是典型的“戏中串戏”的程式变形；小说人物对话和内心描写都如戏中角色的台词，简洁外化，不需“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在人物设置上，依循着“稗官是传奇蓝本，有生旦不可无净丑”的原则，读者可以根据角色期待，作出轻松的反映，引发笑声。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的一段话，畅言文学性虚构为创作者带来的如造物主那般的快乐：“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作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在那个由笔墨构成的世界中，李渔认为作者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是隐士高官、可以做人间才子、娶绝代佳人，又能成仙成佛、建不世之功……幻境纵横，全由自我做主。多么自由自在！畅快淋漓！这是罗贯中、冯梦龙等小说作者不敢宣之于口的霸蛮权力。

　　三、“无声戏”的观念用游戏的、喜剧的主张，从桎梏中释放出小说的生机。自从冯梦龙用《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为“三言”命名，明末清初的拟话本集出现了《型世言》、《照世杯》、《清夜钟》等一大批微言大义的堂堂名目。从这些小说集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到，通俗文学对文以载道、道德说教的正统文学的攀附。文人们用强烈的情绪化说教，覆盖了来自民间说书的娱乐精神和幽默襟趣。到《型世言》和《照世杯》一类拟话本，作者更急于救世，大量的说教之辞，味同嚼蜡的故事人物，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无声戏”的小说观念强调了阅读的浅易性和娱乐化。“戏文是作给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是迎合小说读者实际兴味的一种叙事模式。

　　宋元话本是诉诸听觉为主的感官艺术形式，人物情节类型化和叙述套语等口头文学特色，使儿童妇女和不识字者也可以“闻而如见之”。所谓闻而如见之，首先是有鲜明的形象性和戏剧化情节。拟话本是由文人写作，供给个人阅读的文本，在脱离“听——说”艺术的过程中，小说作者掌握了更多自主权力，可以使作品在思想意蕴、个人风格的深刻与独立方面走得更远。但“读——写”模式的深度文人化，却限制了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普及性和号召力。像李渔这样靠卖文糊口的作家，关心的是市场和生计。在明清，戏曲是拥有最多受众，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勾栏瓦舍之中，“说话”和戏曲都是现场表演的技艺，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标榜小说的大众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拟话本又回到大众化传播的层面。在以小说为消遣娱乐的本质上，李渔的小说更接近宋元说书，而非告诫连篇的文人拟话本。

　　他用游戏消解小说受史传文学、雅文学规范而日益质枯呆滞的风格，自豪地宣称：“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李渔小说也采取教化之论，但填词之为游戏的理论，修正了明末拟话本文人的正统说教。李渔声称“大约弟之诗文杂著，皆属笑资。以后向坊人购书，但有展阅数订而颐不疾解者，即属赝本。”他的幽默感让一本正经的告诫、教化变了味道。

　　李笠翁的“无声戏”说出现的背景是明清之际戏曲艺术的流行。与李渔同时的尤侗，就称“天地一梨园”，称其诗集为“便是吾家院本，供大众手拍”(尤侗《西堂杂俎一集》，卷五) 李渔之后，仅从小说集的命名看，就有《纸上春台》、《笔梨园》，其中篇目也径名为“第一戏”、“第一本”，都是师仿“无声戏”之说者。李笠翁的作品流传海外，对江户时代日本娱乐文艺产生一定影响，冈晴夫称他为“戏作者”的先驱，即不言自明的虚构、游戏三味和无用的文学。

　　总之，李渔小说能成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翘楚，得益于他的“无声戏”之小说观念，但“无声戏”之说弊端也是明显的。首先李渔将小说看成无声戏剧，将一个“戏”字横在胸中，将戏曲关目的随意装点，取代了拟话本由“三言”奠定的细致模仿现实的叙事性。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意识乃至场景都模仿剧场观念、舞台表演般的单纯明快。“三言”中写市井日常琐事的氛围、韵味，难以在舞台剧式的场景中出现。其次，李渔抱着舒郁解愤，自健脾胃的目的创作，戏曲环境的预设，保证了创作主体绝对的话语权。创作主体的绝对权力，意味着对阅读者主体理性的剥夺。戏曲演出是在公共场合，观众的理解和反映被表演者和众人所牵引，作品偏爱友好的人物性格，强化的是社会的和公共的生活，是对当时社会接纳规范的反映。这些特性在话本的说书语境中有部分体现。文人创作的小说纯为阅读的目的，而阅读的本性则有利于形成私人性的和内向性的自我。读者的理性阅读不适于作者随心所欲的自我展现。第三将小说视为“无声戏”，势必使情节过于翻奇弄巧。明清戏曲情节模式追求巧合新奇，李渔写小说，如写戏曲那样“考古商今，到处搜奇迹”。像《女陈平》、《归正楼》、《十巹搂》之类，因此牵合关目，情节杂凑。戏曲的本质是以抒发情感为目的，小说则要尊重故事和人物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过于追求戏剧化使其拟话本成就难以超越“三言”。

　　在当今文坛，小说和影视剧互为依存的商业传播方式，比李渔的时代更受人们的追捧。作为一种现象，李渔的“无声戏”理论至今仍有剖析、借鉴的意义。

　　(作者：王昕，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